“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

图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外景。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供图

1946年的春节，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陕甘宁边区群众向边区政府送上了一面写有“爱民模范、廉洁政府”的锦旗。

“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提出的鲜明主张。在“廉洁政府”这一目标指引下，陕甘宁边区通过建章立制、严明法纪、接受群众监督等方式，使边区成为廉洁勤俭政治的模范区，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廉洁是人民政权最坚实的基石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的一孔窑洞内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在会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中国共产党以满腔热忱发出“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的号召。这是我们党首次将“廉洁政府”列入施政纲领。

“建立廉洁政府，本就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陕西省延安市委党校教授贺海轮介绍，《共产党宣言》宣告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时，指出政权的管理者既是群众一分子，又是“社会公仆”，是“承担责任的勤务员”。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政党正是“由于它的纯洁无瑕而出类拔萃”。

在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时，一场廉洁政府的建设实践，也在陕甘宁边区正式开启。

1939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要求政府：“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提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边区政府为何将“廉洁”放到极端重要的位置？这要从当时我们党面临的内忧外患形势来剖析。

国难当头，为了强大党的组织，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到1940年，党员人数已经从全面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了80余万人。 在大量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一些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加之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用升官发财、酒色逸乐来引诱共产党的干部。要净化党员思想、纯洁党的组织，就必须加强廉政建设。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本质日益暴露，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只有厉行廉洁政治，把边区政府建设成一个与国民党统治区贪污成风形成鲜明对比的清正廉洁的政府，才能赢得民心。正如毛泽东所说，“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

“行政长官，每月最高津贴5元；各县县长，每月津贴2元半……”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时期廉洁建设”专题展展出的一份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津贴标准，为参观者展示出“廉洁政府”的鲜活模样。

从成立之日起，陕甘宁边区政府就对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实行津贴制度，且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在边区财政极度困难时期，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每月少量的津贴也被迫停发。对于共产党员，毛泽东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

在1941年底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详细描述了其时的边区政府风清气正、廉洁自律的情形：“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府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大家可以看到，政府从人民手里拿来的每一文钱，我们都用尽一切方法，使它用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保卫边区的用途上。”

以制度为公权力划出红线底线

没有刚性约束的制度，再正确先进的纲领也只是沙上建塔。

建立廉洁政府的施政纲领提出后，一系列条例、规定、决定也相继落地，为公权力加上了一道道“枷锁”。

“贪污数目在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出台，规定了以贪污论罪的10种行为和4个处罚量刑标准。

经过实践，边区政府对《暂行条例》进行完善。新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结合当时货币贬值等情况，对量刑标准进行了调整。

1941年底，一声枪声穿透黄土高原凛冽的寒风，让人们听到有法必依、严惩贪腐的雷霆之音。倒在枪口下的人，是1933年加入红军、立下过赫赫战功的肖玉璧。这位战斗英雄因身体多处有伤，组织担心他承受不了很繁重的工作，便安排他回到家乡，任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可到任后，肖玉璧却居功自傲，对工作消极应付，利用各种机会贪污受贿、克扣公款，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军队。

后经查实，肖玉璧担任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共贪污公款达3050元。当时，陕甘宁边区一般工作人员每月的津贴为1元到1.5元，此案成为轰动陕甘宁边区的一大贪污要案。在被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后，肖玉璧认为判得太重，写信给毛泽东求情。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枪响之后，倒下去的是一个令人痛恨的腐败分子，立起来的是边区政府肃贪反腐的鲜明态度。正如《解放日报》对此案的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数据之中可见反腐力度——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1月至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20个县共审理了235起贪污案件。在坚决清除腐败分子的同时，边区还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来反对铺张浪费，节省行政开支。

一个干部清廉、政府清明的陕甘宁边区，就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有力印证。1940年2月，毛泽东自豪地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近4个月后，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访问延安时，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十分廉洁，他们的工资标准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照。他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中写道：“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之路

延安革命纪念馆内，一座名为《延安窑洞对》的青铜雕塑定格下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民主人士黄炎培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一直萦绕脑际而未能解答的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雕塑中的毛泽东，神情从容而自信。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也是廉洁政府建设的坚实根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民主政治，强化人民群众对权力的监督。为保障群众的监督权，边区政府还向各级政府发出了认真处理人民控告干部案件的命令，要求“必须认真负责的实事求是的切实查明，公平处理，切不可敷衍了事，更不可有偏袒政务人员的行为”。

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规定“在区党委之下，得设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督各种党的机关、党的干部及党员的工作等。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为加强对政府各部门的监督，边区政府还设立了审计处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此促进公务人员廉洁从政。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和态度。百余年来，不论面临什么样的环境、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党始终清醒地认为，腐败会使党的思想变质，忘记初心，放弃使命；会使党的组织软弱涣散，丧失革命性和战斗力；会使党的事业前功尽弃，付之东流。从抗战时期首次将“廉洁政府”写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到强调新中国成立后“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再到改革开放后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败同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从未改变，那份“甘为民仆耻为官”的初心亦从未改变。

“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我革命雷霆万钧。“打虎”“拍蝇”“猎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成效有目共睹，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决清除党内隐患，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维护了党的形象，巩固了红色江山，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个信仰坚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清正廉洁的政党，会焕发无穷的生机，也会真正地赢得民心、赢得当下、赢得未来。

（编辑：迟博文）